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的两年时间里，线上线下接待当事人、参加实践活动，如今该校刑事司法学院2022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群英已经接触了100多位当事人。从志愿者到一名即将踏上法院工作岗位的新手，让李群英有成就感的是，曾在法律援助工作站协助处理了不少生活中常见而又琐碎的法律纠纷。
而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法律纠纷恰恰最难得到妥善解决，长期积压后成为社会治理的隐患。或因标的金额小，当事人很难找到律师代理；或当事人面临经济困难，支付不起律师代理费用。在法律纠纷的“角落区”，高校法律工作站里的青年一代正在成为打通法律援助“最后一公里”的新力量。
2024年6月，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事业，推动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与法学教育双融双促，提升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如何建立稳定有序的法律援助站，如何创新高校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如何让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与法学教育相辅相成？中国政法大学从1994年成立准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中心起，30多年来不断创新机制，搭建“新枢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走出了一条服务社会和育人育才的发展之路。
一套接待1.8万次当事人的高校案源处理体系
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成熟志愿者，该校2023级民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张思彧已经熟练掌握了接待当事人的流程。2024年3月，一位视障人士听身边人提起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尝试打电话前来求助。
通过电话、微信沟通，张思彧理清了案件事实：因经济拮据，这位视障人士无法承担独立抚养孩子的费用，诉请前妻每月提供一定的抚养费来保障生活。但纠纷在于，前妻更希望由自己独立抚养孩子，并声称无力承担所要求的抚养费。
理清各方诉求，张思彧和团队伙伴研究当地困境儿童的补贴政策，进一步确定由残障人士独立抚养儿童的情况属于政策救助范围内。他们协助当事人申请补贴，先解决经济困难，并与对方沟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抚养权的确认，协商在当事人未来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继续抚养。当年7月，庭前调解程序完毕，这位视障人士在微信上发来感谢信。
谈起法律援助工作站里接待过的当事人，张思彧明显感觉到，多数是家事、劳务等法律纠纷。在这位年轻人看来：“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存在能够协助化解社会上普遍性纷争，以法律知识为工具，通过硬软结合的方式，保障人们的权益。”
类似的法律纠纷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案源库里并不少见。自2017年以来，法律援助工作站招募专业志愿者近5900人次，开展法律咨询、文书代写、案件代理、基层普法等普法及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368场次，接待当事人共计1.8万余人次，累计服务时长两万余小时，受理案件3600余件。
如何让大量案源有序运转、精准分发，成为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校团委法律援助工作站组建老师黄天浩提到，2017年，学校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整合了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青年志愿者协会法律援助中心、准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中心、农村与法治研究会一安法律援助中心等社团资源。在两个校区分别设立工作站的值班室，统一收集案件源，分类整理后，由管理团队完成案件梳理，并根据志愿者的专业方向，实现精准分流、精准匹配。
在案件分流枢纽中，工作站专业指导教师成为环节中的“把关人”，将进一步确定是否适合学生代理，并提供代理建议。若遇到复杂案件，由指导老师牵头与律师协同把关，加强案源的分类指导。
基于工作站的流程创新，黄天浩提到，学校法律援助工作的资源进一步聚拢，管理更规范细致，也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探索出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案件处理层面的标准化建设方案。
一项走出校园的“最后一公里”法律援助实践
“以前总觉得法治建设、法律事业等词汇，对一个学生来说太遥远。”李群英曾作为队长，在前往山西吕梁的乡村开展普法行动后，才切实感受到基层法律建设和服务的重要性。
在吕梁的多个村庄里，这支高校法律援助团队挨家挨户分发法律宣传手册，和村镇人员开展一对一咨询沟通，利用大广播宣读法律知识，对青少年开展普法的教育讲堂。一位曾遭遇诈骗的奶奶告诉他们，因不懂法，自己糊涂地将身份证借给了他人，无故背上了一身贷款。“要是早一点遇到你们，我就不会被骗了。”
相较于在校园的普法行动，李群英深切体会到在只有一家律所的乡村里，大部分百姓法律意识淡薄。“高校法律援助团队可以到社会最基层，在‘最后一公里’开展普法活动，让法律的网络越织越密。”
近年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组织了万余名学生在新疆、甘肃、青海等省份的欠发达地区开展专业社会实践；在线上，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由志愿者定期与网络咨询者沟通，扩大服务的辐射范围，创新服务形式。正如《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如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经开展了不同形式的跨区域法律援助行动。
在线下，该校法学院法学专业2023级本科生朱泓宇作为值班人员，负责接待前来咨询的当事人。在线上，朱泓宇在微博账号上解答不同的法律纠纷问题。网购被骗、财产分割、中小微企业法务纠纷等，朱泓宇会一一梳理案件情形，提供诉请建议。
“了解社会百态，接触真实案件，不仅能帮助更多人维护合法权益，也让自己理解法律人的社会价值和责任担当。”如今，这位00后的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志愿者正借助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网络体系，帮助更多咨询者。
从个案援助到育人案例库的搭建
对于高校法律援助团队来说，法律援助工作站也是育人“练兵场”。该校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李博奥曾接待过一起劳务纠纷案件。当事人被调离重要岗位，被迫降低薪资，希望通过法律诉讼寻求相应赔偿。多次咨询后，当事人仍不满意，最终未能如愿委托其代理。这让李博奥开始反思援助工作的方式如何进一步优化。
李博奥还曾接触过一起工伤赔偿案件。因当事人在高空作业时没有绑定安全带，地面工人没有及时发现脚手架螺丝松动，导致作业工人从高处摔伤，造成手部严重骨折。此案件的复杂之处在于，不同地方工伤赔偿标准不一，且此事故不确定能否被认定为工伤，以及如何评估两个涉事方在案件中的过错占比等。
李博奥和团队咨询了工作站老师，与律师沟通案件，并去当地相关部门详细咨询，查找案例，进一步确定认定工伤以及赔偿标准。“与课堂的文本不同，在处理现实案件中需要自己明确适用的法律条文，梳理证据材料，寻找细节信息，从而协助团队做出进一步的法律评估。”
类似复杂且有评估难点的案件被工作站收集了起来。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专业指导教师梁泽宇介绍，从2023年起，工作站成立了专案组的工作机制，收集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并以讨论会或者课程等形式与学生进行解析。
在专案组，已汇集了不少当今社会热点争议问题。如养老院摔伤老人的赔付纠纷、楼房漏水纠纷等。梁泽宇提到，工作组会对一类案件进行梳理，整理证据固定的参考性流程，以及法律判决的一般性规律，并将以典型案例书籍的方式面向社会出版。
“借助工作站，我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指导学生总结办案方法，为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丰富的案件资源。”梁泽宇提到，以工作站为基础，在育人体系上设置了从本科生整理案源到研究生代理案件的分层培养机制；打造了案例研讨培训课程，阶段性提升志愿者的专业素养；借助学校“青春讲师团”的平台组织工作站志愿者进行宣讲，营造法律援助的校园氛围。
工作站还多次邀请律师、检察官、法官前来为志愿者们讲案例、谈做人。梁泽宇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育人不仅要覆盖专业法律技能，更要在人格塑造下功夫。“我们希望参加法律援助工作的学生，把学问做扎实了，为人处世也需更正直。”
正是受益于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育人体系，不少年轻一代法律人才正在崛起。如今，李博奥已成为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负责人，一年时间里完成了200多起案源的审查，累计服务时间达到740多个小时。他的目标是希望化解更多基层纠纷案件，“让每一个人得到公平正义”。
《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到2025年，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基本健全，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基本完成。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还有不少新课题：继续进社区进乡镇，到法律人才短缺的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持续整合法学专业、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或者通晓特殊语种、手语的志愿者，未来将进一步提供更多高校法律援助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