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既包括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主体，也包括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载体。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就是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中，围绕科技创新主线任务，搭建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平台与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协同与配合，推动有组织、建制化、体系化的重大科技创新。

现代科技创新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其中，由国家力量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是最重要、最普遍的方式之一。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国家决策的关键作用和高校、社团、企业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了新技术的萌发。如，互联网就是从美国官方机构创建的阿帕网（ARPANET）发展而来的，后来经过科技组织的推广，逐渐向全社会开放，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实现了国家力量下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良性循环。可见，一些现代重大科技创新不是偶然的，很多时候需要国家力量的引导与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具有主体多、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如果没有国家组织机制作为保障，很难有效协调多方主体、共同攻克科技难题，实现技术突破与应用创新。

在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是世界科学中心，世界科学中心的多次转移见证了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其背后无不是机制变革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810年德国创办柏林大学，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第二职能，促进了科学研究与工业化的结合。在此条件下，爱因斯坦、普朗克等顶尖科学家的人才引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催生了大量新的科技理论与应用。此外，西方国家较早建立了诸如知识产权、教育、反垄断、投融资等领域的相关体制机制，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科技体制改革让科技创新的活力动力得以迸发，对塑造科技实力强劲的大国强国起着关键作用。

当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面对动荡的国际形势和西方国家的蓄意“脱钩断链”、打压封锁，重大科技创新无疑是我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动力，是我们攻克“卡脖子”难题、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核心。近年来，我国着力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成立了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实现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这正是应国家战略之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关键举措，有助于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着眼于现实需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是打破制约科技创新桎梏的现实考量。当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创新活动实效来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创新目标不一，有的谋求科技产出的效益，有的为了学术成果的评价，有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各创新主体之间价值目标存在“错位”，联动性不佳，有可能形成“孤岛效应”，不利于创新发展。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来看，产业与技术的融合欠佳，技术成果转化仍有不畅，从科技创新到成果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尚需打通。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来看，还存在治理效能不高等问题，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有效联动和系统集成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有助于解决创新主体间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和资源配置重复分散的问题，通过统筹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和重大任务之间的关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构建高效顺畅、开放协同、富有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

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就要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做好系统谋划，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形成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科技组织和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合力，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和有效应用。充分发挥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三者相互支撑作用，加强统筹和系统集成以破解重大科技创新难题，塑造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新优势。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营造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发挥领军企业高效集聚资源的能力和对市场的洞察力感知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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